民企激浊扬清之路

    无良：如田文华。从晋江假药案到阜阳大头娃娃、到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无良的企业害人又害己。来自摩根大通的数字显示，乳业因三聚氰胺遭受的损失惨重，国内乳业大企业下架产品价值已达64亿元。

    贿商：如周正毅。上海首富周正毅、公路大王刘根山，都是官商勾结的典型。

    法盲：如妄称“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的牟其中。

    自戗：如余杭琴鸟木业的老板金建春从2001年初入澳门，三年间往返澳门60多次，其输掉3200万元。

    一时间，社会的目光开始盯住那些“问题富豪”，不少人开始追问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为富不仁”，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热议的名词。

    “有人说，是民营企业主把政治这潭水给搅浑了。他们高度迎合市场需求，绑架行政权力、勾兑政府资源。其实，企业家的苦衷有谁知，他们为什么要铤而走险，火中取栗？如果没有权力寻租怎么会有企业行贿，如果没有企业行贿怎么会有权力寻租呢？到底孰先孰后，谁是谁非呢？”郑宇民并没有给出答案。

    “当民营企业不能通过正当的渠道去获得他们本应获得的权利和资源时，基于强烈的趋利性，通过不正当的方法来获得想得到的东西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刘建这样认为。

    当然，作为民营企业自身，也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们的很多企业家已经企业做大了，钱赚多了，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幸福指数的上升，而是压力越来越大。自由空间越来越少，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越来越多的财富却换不来内心的自在与安宁。”郑宇民提到了美国商业作家康尼尔在《富人的物种起源》中写的一段话：来得太快的超乎想象的财富是任何人都难以适应的。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不自然，是不是越来越脱离人的本性？我们是不是只强化了市场机器，而忽略了原先的自我？基于对个体、私营企业的研究与理解，郑宇民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是在非规范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民企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等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民企的草莽性和灰色性。许许多多试图颠覆市场秩序的闯关民企，最终成了历史沉淀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