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激浊扬清之路

    　　“而在当初，民营企业诞生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有一帮人希望能够更好地生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宣教部的刘建这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其实在改革开放以前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投机倒把’了，那时候这是要坐牢的。坐牢也得干，要不然没法生存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看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就成为了改革开放年代首批民营企业的缔造者。

    　　在当时，整个国家面临的发展压力之巨前所未有。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实施起来却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要钱没钱”，当年的GDP只有3624.1亿元，1.6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则是“要命有的是”，760万已经回城的和近900万即将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里原有的待业青年，就业压力让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百姓都寝食难安。在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怎样发展经济，发展怎样的经济，才能解决如此紧迫而又沉重的多种难题？

    　　1979年1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五位老工商业者。在这次后来被人称为“五老火锅宴”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就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荣毅仁挑头创办了中信公司。上海的一些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爱国建设公司”。紧接着，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小贩领到了据说是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北京的刘桂仙在一个小胡同里开办了首都第一家个体餐馆。同样在北京，尹盛喜带领一些待业青年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华的前门大街上做起了买卖……

    　　如果从那时算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不过30年的光景。而这半个甲子的时间，却成长起几代民营企业家。历史业已证明，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是敢于突破旧体制、敢于实验和建立新体制的践行者，是创造了大量财富的、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的实干家。

    　　鲁冠球、陈春先、尹明善、刘永好等等一批最早“下海”、“弄潮”的企业家。他们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他们中的有些人从开始创办企业至今仍孜孜不倦，亲掌帅印；有些人虽然淡出舞台，甚至告别人生，但却夯实了企业的基础，带出了一支团队，打造了一个品牌。同时，也不必讳言，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沉沦了，但即使是这些人的失败，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