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些改革先行者的挫折和失败,为后人的受伤提供了‘创可贴’,为后人的成功做了‘垫脚石’。他们的精彩过程已经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台阶。”浙江,十分天下民营经济占其九,作为省工商局局长的郑宇民对民营企业的贡献有着深刻的感受。
在千帆竞发中正名
回首历史,人们当会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历程,并不平坦。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同时也开启了新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时代。但是,多年来对其“资本主义”属性的质疑,依然让不少人对其“另眼相看”。
许多人都记得“ 傻子”年广久,但人们或许忘了“年傻子”曾引发的一场关于雇工问题的大辩论。上世纪80年代初,生意越做越火的年广久瓜子工厂开设了几个分厂,雇工人数已过百人。于是,有人引用经典理论中关于雇工超过8人就不是普通个体经济而是剥削的说法,质疑个体私营经济的“理论合法性”。
就在上述争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随着温州、义乌等地小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交易活跃,又有人提出“长途贩运”是不是投机倒把的诘难。各地“严打 ”投机倒把、走私、偷逃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等经济犯罪案件的报道连篇累牍。1982年,温州发生了“八大王事件”。“电机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等8个个体工商户要么被逮捕判刑,要么被迫逃离家乡……
一切仍没有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的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矛头所指之处,既涉及“ 外资问题”、“特区问题”,更多的则是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许多明明是民营企业,却偏要戴着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争着抢戴“红帽子”的行为,是当时我国不少民营企业曾经使用过的“护身符”。
“那个时候,民营企业虽然有了经济地位,政治翻身却费周折。孙悟空头上有个紧箍咒,经常有原罪、剥削、为富不仁这样的阴影笼罩着的民营企业家,连评劳动模范也没有资格。”郑宇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