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改市，县改区，“县制”危机还是“新型城镇化”

    沉寂16 年之后，“县改市”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再次高歌猛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据统计，至少有138个县酝酿撤县设市，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 省就有60 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

    “这是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对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中国人民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彭真怀严词指责。

    “县改市”会不会重新启动虽然仍未可知，但过多的县改为市或区，将冲击以县制为基础的治理制度，这不仅会造成虚假城市化，更会为中国未来发展埋下无可挽救的隐患。

    “县改市” 出政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域经济迅速壮大，相应地要求行政权力和管辖范围扩张升级，县升格为市一度成为切实可行而又风光无限的扩张模式。

    仅1994 年-1996 年间，全国共有95 个“县改市”，其中，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县改市”较为突出，江苏苏南的县基本都升级为市。

    对于县级单元来说，“县改市”之后可获得更高的税收返还比例、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收入，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工业项目、水资源占用量等好处，在当时客观上这也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事实证明，改市之后，江苏、山东、浙江等省的县域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每年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基本都被这三个省占据。

    “在特定时期，县改市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发展道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城镇化快速发展，就需要给中小城市放权，让他们有扩张和发展的欲望。如果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城市规划面积到位，财政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人口聚集达到一定的能量，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幅度提高，就可以变成市，使农民就地变成市民。

    然而这一轮的“县改市”风潮，被中央政府1997 年紧急叫停。彭真怀研究认为，中央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

    “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农民‘被上楼’，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他说。

    如何释放县域经济的活力一直是行政区划改制的中心议题，不可否认，扩权强县无疑是城镇化的下一个增长点。“但我们要对新型城镇化重新理解，不能走入误区，甚至走向反面。”彭真怀表示。

    几种类型的县改区后的不同发展情况

    第一种：京沪强县改区。

从待遇来看进步不大，嘉定县人和嘉定区人都可以享受上海高考，崇明县人目前也是享受上海高考的，而且户口迁徙方面区别也不大。但并为区后，城市化进程快得多，90年代的上海各县在人均水平上比起苏南各县并无优势，综合实力还明显逊一筹，但如今嘉定在民富上，对昆山江阴基本上已经是横扫状态。

第二种：京沪弱县改区。

比如北京几个远郊县改区，虽然目前仍然较弱，但对当地老百姓也是有好处的，当然，最大的好处，也就是高考优势，和县改区没什么关系，密云县或者密云区，高考待遇是一样的。

第三种：省会弱县改区。

最典型的是江宁并入南京。江宁并入南京后，科教文卫各方面发展极快，已经是南京副中心，多条地铁即将通向江宁。整个江宁区尽管民富数据一般，但比起并区前进步已经很大，而且还没考虑到江宁人房产的明显提高。当然江宁部分偏远乡区如今还是比较薄弱的，但比起以前进步也不小。

第四种：省会强县改区。

萧山并入杭州前尽管也是强县，但也就是全国8~12名左右的强县，和苏南各县比起来毫不突出，大部分经济指标和民富指标落后于常熟等苏南强县。如今的萧山，虽然不是杭州环城县，县城距离杭州40公里，但无论是先划入杭州组建的滨江区（萧山几个乡镇先期划入杭州），还是萧山区整体，都有着很大/较大进步。如今的萧山，在互联网总量，私家车总量，金融机构存款总量上，对苏南各县基本呈横扫的局面，人均水平介于江阴和昆山之间，总量则高居第一。如今的萧山，在浙江地区的优势极为明显，而且萧山的城市化进程也很快，靠近杭州的几个乡镇，萧山中心城区，先划入滨江区的乡镇，发展的都很不错。萧山县城老底子虽然还可以但不算太强，但如今的城建也是突飞猛进的。萧山国际机场，萧山国家级开发区也都很强。

另外一个是番禺花都，特别是很强的番禺并入广州，各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广州给番禺也带来了地铁。当然广州的房价不是很虚高，所以对番禺的拉动也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