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遇阻 “县改市”回潮
“县改市”暂时被冻结之后，县级扩权的冲动没有得到释放，转而通过“省管县”的方式探路突围。
浙江是最早推动强县扩权的省份之一。早在2002 年，浙江省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 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20 个县市区，成为“省管县”浙江模式。
之后，中国许多省市开始推行财政“省管县”的单项试点，这被认为是强县扩权、壮大县域经济的重大改革举措，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省管县”已经处于胶着状态、踯躅不前。
虽然全国共有27 个省份1080 个县实行了财政省直管，但相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各地推进热情并不太高。从目前来看，具体的障碍就是地级市不愿放弃县的直接管辖权，不管是对经济发达县和不发达县都不愿放，都觉得管得越大越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省管县的试点主要是财政权限的试点，在“财权”上绕过了市里，这对地级市冲击很大。而矛盾之处还在于，人事、发改这些权力还归市里管，县领导仍然受制于市，放不开手脚。
强县扩权、省管县遇阻，县域转而寻求另外的方式来突破发展瓶颈，“县改市”再次进入视野。一些强县甚至准备了相关的上报材料，只待中央政府一声令下。
但“县改市”的闸门并没有完全解禁，直至2010 年，民政部只批复了云南蒙自、文山两个县撤县设市，江西德安县部分区域设立共青城市的申请。
但今年年初，民政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批准吉林扶余、云南弥勒“县改市”名单，这一动作被看作是“县改市”全面解禁的信号。
加之，借助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东风，“县改市”风潮再起，引起专家学者的普遍担忧。
“很多人对新型城镇化缺乏常识性的判断，仍在片面追求城市空间扩张，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彭真怀说，如此放任下去，被严重扭曲的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县改区”矛盾重重
从1997 年以后，“县域”扩权并不是单线进行的，在“县改市”受困的情况下，撤县改区成了很多地方政府新的城市化突破口。
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 年的787 个增至2011 年的857 个，县级市则从400 个下降到369 个。
在2009 年省财政管县等政策实施后，一些地级市政府担心所属县脱离自己的控制就纷纷把下属县改为区。
目前全国中心大都市已基本将周围的县(市)改为区。以广东为例，在珠三角地主要县(市)改为区之后，东西北地区县改区亦不少，去年广东清新县、揭东县先后撤县改区。
一些百强县诸如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等相继变为市辖区。广东增城市、湖南长沙县、四川双流县等发达县市也可能面临变区的命运。
今年年初，“县改市”可能开禁的信号，一度让很多经济强县兴奋，并与“县改区”
发生着强烈的冲突。
5 月8 日，浙江长兴因“撤县改区”酿就一场风波。长兴是全国经济强县，行政区划隶属湖州市管辖。长兴县多年来就一直在为撤县建市做准备，没想到湖州却提出“撤县变区”。
长兴作为浙江财政“省直管县”，财政80% 留给自己，20% 交给省里。变成区之后，一半要交给湖州。这引发了长兴县委四套班子、企业和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并联名发出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一封信”：“假如湖州市委、市政府一意孤行，长兴县所有党政机关、乡镇(街道、园区)的一把手也将集体辞职……”
在县改区方式上，县级政府与地级政府显然存在不小的利益冲突，面对汹涌民意，湖州市决定暂停“撤县设区”计划。
“最根本的还是地方利益之争”，竹立家说，相比之下，县级政府对“县改市”更为渴求，而地级市则更迫切地希望“县改区”。这两种力量此消彼涨，一直在较量。
地级市喜欢“县改区”，一是为壮大本身的经济实力，二是获取更多的财政资源，三也是市领导政绩的表现。”竹立家说。
“县制”的未来
中央政府力推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政府都在快马加鞭，把“县改区”、“县改市”变成抓手，借此寻求更大的发展权限、更大的发展空间。
学者质疑，无论是撤县设市、设区都不能盲目推进，这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研究了大量的县改市案例，他发现，尽管县级市相比于县，财政收入扩张更快，但在创造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方面，以及在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指标方面，县级市都没有明显胜过县。这说明，在民生方面，“县改市”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观。
同样，对于县改区，竹立家研究的结果是：
大量的县( 市) 改区，成为大中型城市扩张发展空间、获取土地的最好办法。一些本来自身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县(市)改为区之后，自身的发展动力也随之弱化。以顺德为例，在改区之前，顺德一直在全国领先，但后来就不如昆山、江阴等地了。
“一窝蜂地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信息化了。”彭真怀在各地调研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到区、到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省管县”遇阻 “县改市”回潮
“县改市”暂时被冻结之后，县级扩权的冲动没有得到释放，转而通过“省管县”的方式探路突围。
浙江是最早推动强县扩权的省份之一。早在2002 年，浙江省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 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20 个县市区，成为“省管县”浙江模式。
之后，中国许多省市开始推行财政“省管县”的单项试点，这被认为是强县扩权、壮大县域经济的重大改革举措，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省管县”已经处于胶着状态、踯躅不前。
虽然全国共有27 个省份1080 个县实行了财政省直管，但相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各地推进热情并不太高。从目前来看，具体的障碍就是地级市不愿放弃县的直接管辖权，不管是对经济发达县和不发达县都不愿放，都觉得管得越大越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省管县的试点主要是财政权限的试点，在“财权”上绕过了市里，这对地级市冲击很大。而矛盾之处还在于，人事、发改这些权力还归市里管，县领导仍然受制于市，放不开手脚。
强县扩权、省管县遇阻，县域转而寻求另外的方式来突破发展瓶颈，“县改市”再次进入视野。一些强县甚至准备了相关的上报材料，只待中央政府一声令下。
但“县改市”的闸门并没有完全解禁，直至2010 年，民政部只批复了云南蒙自、文山两个县撤县设市，江西德安县部分区域设立共青城市的申请。
但今年年初，民政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批准吉林扶余、云南弥勒“县改市”名单，这一动作被看作是“县改市”全面解禁的信号。
加之，借助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东风，“县改市”风潮再起，引起专家学者的普遍担忧。
“很多人对新型城镇化缺乏常识性的判断，仍在片面追求城市空间扩张，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彭真怀说，如此放任下去，被严重扭曲的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县改区”矛盾重重
从1997 年以后，“县域”扩权并不是单线进行的，在“县改市”受困的情况下，撤县改区成了很多地方政府新的城市化突破口。
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 年的787 个增至2011 年的857 个，县级市则从400 个下降到369 个。
在2009 年省财政管县等政策实施后，一些地级市政府担心所属县脱离自己的控制就纷纷把下属县改为区。
目前全国中心大都市已基本将周围的县(市)改为区。以广东为例，在珠三角地主要县(市)改为区之后，东西北地区县改区亦不少，去年广东清新县、揭东县先后撤县改区。
一些百强县诸如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等相继变为市辖区。广东增城市、湖南长沙县、四川双流县等发达县市也可能面临变区的命运。
今年年初，“县改市”可能开禁的信号，一度让很多经济强县兴奋，并与“县改区”
发生着强烈的冲突。
5 月8 日，浙江长兴因“撤县改区”酿就一场风波。长兴是全国经济强县，行政区划隶属湖州市管辖。长兴县多年来就一直在为撤县建市做准备，没想到湖州却提出“撤县变区”。
长兴作为浙江财政“省直管县”，财政80% 留给自己，20% 交给省里。变成区之后，一半要交给湖州。这引发了长兴县委四套班子、企业和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并联名发出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一封信”：“假如湖州市委、市政府一意孤行，长兴县所有党政机关、乡镇(街道、园区)的一把手也将集体辞职……”
在县改区方式上，县级政府与地级政府显然存在不小的利益冲突，面对汹涌民意，湖州市决定暂停“撤县设区”计划。
“最根本的还是地方利益之争”，竹立家说，相比之下，县级政府对“县改市”更为渴求，而地级市则更迫切地希望“县改区”。这两种力量此消彼涨，一直在较量。
地级市喜欢“县改区”，一是为壮大本身的经济实力，二是获取更多的财政资源，三也是市领导政绩的表现。”竹立家说。
“县制”的未来
中央政府力推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政府都在快马加鞭，把“县改区”、“县改市”变成抓手，借此寻求更大的发展权限、更大的发展空间。
学者质疑，无论是撤县设市、设区都不能盲目推进，这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研究了大量的县改市案例，他发现，尽管县级市相比于县，财政收入扩张更快，但在创造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方面，以及在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指标方面，县级市都没有明显胜过县。这说明，在民生方面，“县改市”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观。
同样，对于县改区，竹立家研究的结果是：
大量的县( 市) 改区，成为大中型城市扩张发展空间、获取土地的最好办法。一些本来自身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县(市)改为区之后，自身的发展动力也随之弱化。以顺德为例，在改区之前，顺德一直在全国领先，但后来就不如昆山、江阴等地了。
“一窝蜂地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信息化了。”彭真怀在各地调研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到区、到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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