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资本：纺织业不能承受之轻

    “在纺织业大笔的投资之中，有两类投资长期游离于人们视野之外：即富有投机性的民间资本和来路不一的海外资本。尽管这两类资本实际金额未必有多大，但其进入和操作方式，令原本利润苍白的纺织业雪上加霜。”

    夏日将至，纺织业火爆的投资热情已一去不返。

    2005年5月底，当记者来到纺织城绍兴县时，绍兴第三纺织厂倒闭的消息在当地金融系统广为传播，各家银行对纺织企业已相当敏感。

    当地一家知名纺企老总肖逸(化名)对记者说，本来银根就紧缩，加上纺织业面临特保危机，现在再想从银行贷款已经比较困难。

    事实上，在特保之前，国家统计局一季度的统计显示，纺织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只有18.6%。这与两年前各路资本大干猛上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

    2003年七八月，是肖逸所见纺织业投资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那时候银行都主动送上门来，纺织企业老板经常要接见很多主动请客的行长。”

    行长请吃饭，则是因为有两大利好。绍兴一家中等规模纺企老板王锋回忆说，“当时我们想到的就是2003年9月1日开始，自营进出口权门槛大大降低”。这个政策把申请企业注册资金要求从原先的300万降到50万；另一则利好就是海内外舆论鼓吹的“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当时肖逸身边的人，都被这样的消息所鼓舞：“说什么中国纺织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可以从16%上升到50%，面对这种机会大家还不赶紧上吗？”

    当时宏观调控虽已开始，但是纺织业没有上投资过热“黑名单”，地方政府对该行业依然管制较松，土地、信贷控制得都不紧。

    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月-7月，整个纺织行业投资增幅比2002年同期约提高100%，增幅仅次于冶金业。2004年一季度，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超过144%。直到2004年4月，投资增长额依然达86%。

    在这样大笔的投资之中，有两类投资长期游离于人们视野之外：即富有投机性的民间资本和来路不一的海外资本。尽管这两类资本实际金额未必有多大，但其进入和操作方式，令原本利润苍白的纺织业雪上加霜。

    民间资本的投机困惑

    王锋，这个在绍兴做了近20年纺织品生意的老板回忆：“应该是2001年、2002年的时候吧，那段时间是纺织业过得最滋润的时候。”

    那段时间纺织业如果不考虑库存因素，产品本身的利润率能有10%左右。贸易自由化的美好“钱”景如此诱人，相当多民间资本进入到这个当时“炙手可热”的行业。

    一向精明的温州商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温州人金剑铭在2004年就迅速敲定了一项投资，利用家族早年开鞋厂赚到的500万元，跑到山东省滨州开了个不算大的纺织厂。

    大企业也不再旁观。宁波韵升集团联合两家香港公司投资的山东德源纱厂在2004年年中开始正式动工。三家企业号称“计划总投资100亿港元，设计规模为300万锭，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紧密纺生产基地”。

    尽管政府和专家一直在强调，纺织业现在需要的是产业升级。但是宁波巨鹰针织厂董事长陈照回忆道：“大家都在为2005年自由贸易做准备，说到提升产业，马上想到的就是增加投资，你不增加人家要增加啊，整个行业都是这么想的。”

    肖逸的感受与陈照相似，当时企业脑中比较普遍的想法是，“如果你不上这些项目，别的地方也会上，你不上就要吃亏”。

    民革浙江省委员会在2005年3月的一份提案中归纳当前纺织业的问题，首先提到的便是：“一些企业盲目看好纺织业，存在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来追求绝对利润，这种投资拉动型的发展，使得部分纺织品产能迅速膨胀和过剩。”

    肖逸回忆说，当时在绍兴也有很多业外民营资本杀入纺织行业，但是“纺织业其实是很专业的一个行业，外行进来有门槛，没多久一些企业就把机器又卖掉了”。但是这些业外资本短期内频繁进出，无疑令整个行业受累。

    宁波商人桂明军就有类似遭遇。2005年后桂前往纽约开拓市场。令他无比头痛的是，“一看到我们的袜子生意好，就有温州商人伪造我们的牌子，结果大多数他们做不来，只能与你拼价格，然后走人，把这个好好的市场毁了”。

    据桂称，这类游资在无法攫取更多利润时，往往会以比较低的价格清仓，却为国外留下了反倾销的口实。

    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中，不少企业想到的仍非产业升级，而是投机取巧。国家发改委发现，“不少棉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悄悄扩张，采用非重点和非定点纺机厂生产的甚至用不规范的零部件拼装的中低档纺纱设备，使我国棉纺生产能力出现了低水平扩能。”

    海外游资真相

    同样不乏投机色彩的是一些海外资本。记者认识的一位浙江商人在2005年之前就注册了一家海外的BVI公司，据他说，这种形式回国投资，税费成本可以降到内资的一半。

    这类公司数量未必很多，但绝非个案。拥有港资背景的浙江庆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常务经理陈新民发现，“宏观调控前后，浙江一些地方突然冒出来一些‘外资’纺织企业，听上去是外资，但实际上是民企老板到海外注册一个公司回去投资。他们的经营风格还是重复扩张，低价竞争，扰乱了市场”。

    很多地方政府实际是希望引入外资带动产业升级，结果这种带着“洋帽子”的伪外资不仅占据了外资指标，还靠优惠政策拿出更低价的产品，无疑对行业造成双重打击。

    而这类公司的资金来源往往秘而不宣，当记者向相关商人询问是否有海外资金撑腰时，对方回答说，“我在欧洲有很多亲戚，他们的资金也比较充裕”。

    相比之下，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公司也有类似之举，只不过比前者要正大光明得多。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博士注意到，在2003年夏天，有一些内地纺织企业去香港上市融资，然后大举增加投资规模，迎接2005年纺织品贸易自由化。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企业当属前文提及的魏桥纺织。2003年第一季度，魏桥纺织负债率高达135%。2003年9月24日，股改后的魏桥纺织(2698.HK)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按照纺织业投资后平均1年可投产的行业规律，这批企业正是踏着纺织品贸易自由化的鼓点而来。

    显然，海外资本对中国大型纺织企业非常有信心，魏桥纺织上市一举创下了H股历史上发行市盈率最高、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超额认购倍数最高、冻结认购资金额最高的“三个之最”。

    通过是次IPO，有24.41亿港币通过香港股市投资内地纺织业。而这一年，大陆纺织业的外资飞速成长，2003年我国纺织业的外资投入达44.5亿元，魏桥纺织就超过了其中一半。2004年5月28日，魏桥股份增发再筹资6.53亿港元，海外投资者的资金被广泛用于扩张产能。

    在外资的推波助澜下，魏桥纺织拥有了令人咋舌的450万锭产能，对整个行业的冲击不言而喻。

    产业政策之辩

    纺织业继续在低利润的环境下顽强生长。不过够年头的纺织企业都习惯了，宁波巨鹰董事长陈照说：“中国的纺织业从来没有吃过甜瓜，是一路吃苦过来的。”

    从1993年开始，我国纺织行业出现连年亏损。最严重的是1996年，亏损额高达106亿元，成为国有工业亏损最严重的行业。

    199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在棉纺行业实施“压锭、减人、增效、重组”的重大举措。从1998年到2000年，纺织企业共分流116万职工，淘汰了940万锭陈旧落后设备。

    但是这次压锭的对象是国企，反而给了民企无数机会。1998年，国企占总产能70%-80%，到2002年国企产能仅占总产能的22%。

    在浙江，2003年夏天之前三年，民营资本就已频频进入，该省纺纱能力每年均以高于20%的速度递增，3年就增长了一倍。2003年夏天到来之时，便是文章开头提到的纺织业投资的空前高潮。

    梅新育研究员说，尽管国有纺织企业受到严格限制，民营纺织企业却受到地方政府追捧，尤其是信贷方面的支持。在国家信贷收缩后，这些企业又可以到海外上市，吸引国际投资者并享受税费优惠。

    地方政府对外资、民资的种种优惠政策，无疑是各类投机资本、投机行为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梅新育认为，既往的产业政策在实施时不无漏洞，“不应该只限制国企、不限制民企，也不应压得住内资企业、压不住外资企业”。

    民间资金的投机本能和其惊人的力量，已经令整个纺织业不得安宁。浙江省民革在提案中还指出，2004年5月，欧盟对我国35类纺织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在浙江省，就有774家企业涉案，占全国的74%。(作者：左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