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行走在现实与学理之间

　　在作家的队伍中，有许多队员来自乡村，但在批评家的队伍中，更多的队员来自城市。究其缘由，大约是作家更易于野生野长，所谓的自学而成才，如许多人说的那样，好像作家果真不需读太多书似的。而乡村那块土地，也正好是最易野生野长的去处，是块很难找到图书馆的地方。这样，从今天日益大将起来的批评家的队伍里看，来自乡村的批评家比例偏低，也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

　　好在，来自都市的批评家，也还钟爱乡村文学。

　　好在，批评家的队伍里，总还有来自乡村的学者和热爱现当代文学的批评家。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者梁鸿，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生于乡土、长于乡土，而学于学院、成于学院的批评家。因为都是河南人，河南人又多重乡情，我与她也就自然地有了过往，渐次地熟悉。终于到了人家一声一声地叫我“阎老师”，听起来像叫大哥一样自然随意。但真正对梁鸿由熟悉到了解，再到对这样的晚辈有了尊敬，是忽然有一天，不仅听说她是完全生长于乡村，而且同我家乡的弟弟、妹妹一样，从小都割草喂猪、下地干活儿，而且直到初中毕业，到县城读师范学校之前，还没有离开过家乡那隅乡镇。

　　于是，师范毕业，她就又回到乡村做了小学教师。在教了三年书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老师居然还可以考教育学院脱产继续读书，欣喜若狂，经过了一番苦读，就又到教育学院上学去了。终归，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可到了学校，眼界就更为宽广，一下子明了，读书原是如登山和攀爬阶梯一样，有着一级一级的更高。于是，也就开始了自学本科，从ABC起始自学英语，然后考到河南省会的郑州大学读研究生，接下来，又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教授的博士。在茫茫人海之中，一个来自偏远乡村的女孩，就这样一脚踏着乡野的小道，一手抚弄着路边的荆草庄稼，如同一个拾麦穗的孩子，把她的学业一穗一把地拾进篮里，装进自己的心中。末了，也就从王富仁的麾下毕业，留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读书、读书写作、写作批评，年纪轻轻就做了副教授，做了一个年纪轻轻就对当代文学可以指点说议的批评家。

　　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如同一个人永远无法了解另一个人走过的人生途中有多少荆棘一样，我们，谁都无法了解体悟一个乡野的女孩，把牧羊的鞭子挂在田头树下，或把在田野累了一天的铁锨锄头倚靠在回家的门后，迅速捧起书本的那种感觉。无法体验因为劳动，使十指麻木胀大，握不住笔杆又必须像握住锄头样握住笔杆的那种感觉。我想，放下握锄头的双手，无间歇地迅速去握住笔杆，那大约如同拥抱了一天大地，在夕阳西照之时，又要迅速去拥抱一缕落日。

　　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

　　总之，忽然对梁鸿有些敬重。对她走过的人生，有着几分敬畏。也就特别去看她写过的文章，尤其是她写过的批评文章，也就读到她的博士毕业论文《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洋洋洒洒，二十六七万字，完全是一部长篇的篇幅。20世纪，河南是人口大省，因为基数甚大，作家自然甚多，复杂的文学现象，各类文学作品，也如汗牛充栋。中原自古就为国之中心，文学的分量和杂乱，也如一个国家的有序和无序，可在《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中，却被一个年轻姑娘分析得条条理理、筋腱如丝、丝如筋腱。依据着河南的土地、文化和历史及其在20世纪中国政治空间中的位置及变迁，依据河南人的文化共性和做人的私性，先有宏观的史论，然后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分析，一切都如她的一盘理论之棋上的车马相卒，有规有矩、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有时一卒，在整个文学中，有着车马之用;有时一车，在文学中，也才一卒之功。分析作品，大可笼统而去，小可精雕细刻，有时让人印记如刻，有时让人内心欣慰。终于，也就对这个博士，这个年纪轻轻的学者，感到尊敬，感到敬畏，感到原来土地可以出产作家，也可以出产论家，并且是有些别样的理论家。

　　说到欣慰，是因为梁鸿在她的文章中常常提到我的名字和作品，而且，为我的作品写过不少表扬的文字。在这一点上，与其说我是一个作家，倒不如说我是一个庸常的俗辈，因为批评家说我好时，我总是心里高兴。有些文章，说我的文学成就多高多高，哪怕过头、名不副实，我也还是满心欢喜;而说我不好，哪怕名副其实，我从心里接受，但也会觉得没有比说我好感到愉快。

　　说到尊敬，是因为说我好的批评文章，也常要说到我的不足。这种不足，不是在通常中见到的那一种“瑕不掩瑜”的说法，而是文本分析，有条有理，让你无言以对，不得不服。而至于梁鸿，对她的那份尊敬，是因为我们彼此熟悉，来往较多，我又年长她许多，而她也敢于直接地批评我说，“你的《受活》技术性过强，隐藏着小说的‘技术主义’”，“你的《为人民服务》被禁了也好，因为它的故事重复了《坚硬如水》”，“你的《丁庄梦》写得委婉，但却缩手缩脚，最应该是一部有巨大张力的小说，被你写得玲珑剔透，过分完整”。她不光说这些，还要写上这些，还要在《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从阎连科、莫言、李锐小说的地理世界谈起》一文中，那么直接、确切地说我的“耙耧山脉”的封闭和局限，及我对整个世界在认识和描写上造成的阻隔和遗憾。

　　因此，对她感到欣慰，也感到尊敬。

　　说到“别样”，我是觉得，她的理论文章，有自己的人生融在其中。小说、故事中没有作家的人生，就不会有作家的心灵。没有心灵，就不用再谈小说的好与坏了。但是，对于批评家学者的文章，应不应该在文章中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心灵，实在是件难以叫人说定的事情。一说到理论，论文和论著，我总觉得那是学问，学问似乎是不应该有作者的人生与心灵似的，似乎只有那样才客观，也才更见包容。可是我，小说读得多了，养偏了胃口，总是爱读那些能在自己的论文、论著里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心灵的理论文章，爱读那些简洁、晓白，行文上有些“散文味”的论文。

　　梁鸿的批评中没有散文的味道。

　　可她，能在那些文章中揉进自己人生的体验，揉进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由此，挥散开来，表达自己对文学、对作品的分析、理解和评判。曾听她提及过，当年她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还因为论文中融入强烈的主观情感和对现实文化现象的关注而被答辩老师反复讨论。再比如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那篇《当代文学往何处去——对“重返现实主义”的再认识》，就实在是有些好看，实在是有着它的道理，有着她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人生经验与体悟的揉入。还有《当代作家评论》“批评家专辑”中论说李洱小说的文章《“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的美学裂变》。李洱的这部小说，从乡土文学出发非常值得讨论，绝不能用好与不好来简单评判。梁鸿从中发现的是它与乡村“灵光”叙事在美学意义上的不同，给了这部小说全新的定位和理解，使《石榴树上结樱桃》从文学史的角度有了新生的意义。这样一篇文章，不光指出了《石榴树上结樱桃》中隐藏的作家李洱的写作光点，也闪现着梁鸿自己对乡村世界、尤其是当下的乡村现实的认识和看法。读了之后，实在是可以给我今后的写作一些意外的启发。还有她的那些关于河南作家整体批判性文章和作家论，如“刘震云论”“周大新论”等，都让人感到她自己人生与心灵在那论中的光耀。

　　近年来，梁鸿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宽广，从她思考的方向，以“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为切入点考察当代文学理论转向的问题，从作家批判主义简单化倾向思考当代文学“历史意识”的美学匮乏问题，从文学“灵光”的消失与妥协的“方言”现象思考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与“底层存在”问题，从对“狂欢”话语的考证切入90年代文学场与文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可以发现梁鸿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逐渐成熟与思维深广度的增加。更为可贵的是，它们显示了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她不仅仅是把这些作为学问来做，还将之作为理解社会、人生与自我生命存在的途径，她把自己的生命热情与体验也融入了进去。这也是她这 最让人难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