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硬着陆”真相调查 民间金融监管存空白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温州的民间资本实力雄厚，民间的借贷活动非常活跃，三十多年来，每一次民间集资的疯狂，总是以毁掉多条人命的残酷方式暂时平息，此次温州危机自杀的企业主及放贷人近70人，温州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1800多家放贷机构合法生存，又不致走上杀人放火的歧途？如何做好民间金融长期有效监管？对此，温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余谦认为，地方监管部门抽检类金融机构的权限职能应该扩大，他说：「在温州，这些非银公司账户的资金周转金额与速度远远小于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账户活跃程度，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让公安和司法部门介入，往往太迟了，所谓民间金融风险的事中监管就是一句空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有抽查机构法人或紧密股东个人账户资金往来的职能权限，立足防患于未然。

    　　区域风险长期偏高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是温州本地人，对此次企业大面积洗牌风波他心痛不已，他说：「死掉的都是行业龙头，是一些知名的信誉好的企业，还有一些历史很悠久的都死掉了，元气大伤。」但是站在审视风险的角度，死掉的企业一定不是好企业。

    听完张仁寿院长发言，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非常恭敬发问：「请教张校长一个问题，温州地区的资金量与中国许多地区相比一直是很充沛的，为什么长期以来这里的利率水平居高不下呢？」这个问题也困扰了记者很长时间，张仁寿几乎不假思索响应：「利率高是因为风险也高。」

    高利率所对应的高风险究竟是企业家必须面对的市场风险，还是企业家自身的冒险意识为资本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温州企业家本身的道德风险就很高？这是一个应该认真甄别的问题。

    张仁寿承认温州的上市企业数量极少，和温州人宁做鸡头不愿分享股权的文化心理有关，分享股权同时意味着财务公开，这对温州商人熟人间讲信用、陌生人打折扣的文化痼疾是巨大的挑战。有证监会官员直言不讳：「温州企业要想上市，数据审查一定要严一些。」

    某家资产管理公司接受一家银行转让的温州不良资产包后，打开几十笔贷款进行尽职调查，对其中一笔大额贷款印象颇为深刻：「10个亿的房地产项目资产包，打开来，十几个项目，土地手续、建筑许可证、现金流报表，全是假的，银行的钱骗到手究竟弄到哪去了？这样的信用水平，还想借钱？」

    从大额公司借贷到小额个人借贷，如果银行总是落入债务人「人人想吃唐僧肉，钱进不再想还钱」的信用陷阱，将贷款利息、罚息或者手续费成本提高几倍，都是徒劳的。

    “大不了，我们温州的贷款都不要了，撤销机构关门走人！信用环境破坏易，重建难，一粒种子到了肥沃健康的土壤里，才能开出鲜花，落入污染的环境，只能长出毒草。”一位股份制银行的高管抱怨。

    　　债务人失信率高 互保链条仍在增大

    金融案件的起诉密度、深度和广度，如果发生在2012年和2013年，更加吻合前一两年的工业停滞，奇怪的是2013和2014年度温州的工业数据一直处于复苏正增长阶段，为何银行的诉讼活动越来越频繁？翻阅了几百份温州法院裁判文书之后，记者吃惊发现，这些诉讼中因续贷逾期不归还的案例极少，多数是2013年新借不还案例，房产抵押、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连环担保各种名义的一年期贷款，金额小至几十万到一两百万居多。由于各家上市银行拒绝公开披露小微企业坏账率的细节，记者只能通过查阅温州司法系统的公开审结文案进行粗略统计和判断，95%的银行诉讼是几十万至五百万以下额度的企业或个人贷款，银行下沉户均贷款余额的努力清晰可现、以往利用优势地位盲目求大的作风明显改进，但债务人弃房还贷、各种名义拖欠违约比比皆是。用陪审员的话说，「很多小的坏账，累积多了，最终银行的损失还是很多」。

    更加奇怪的是浙江许多地方互保联保贷款方式陆续被抛弃，其放大风险的弊端在2011年期间就已充分显现，媒体和企业反复批评其引发「火烧连营」恶果，为何2013年之后新增贷款温州银行业仍然固执沿用连环担保方式？担保人数从以往两三个，增加到五六个，保额比贷款额度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唯一的解释，是债务人借钱不还的概率太高，只能借此增添债权的安全砝码。

    温商的冒险精神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为温州经济立下汗马功劳，在实业受困期冒险意识如果体现为过度负债，反而增加了其覆灭的几率，抱团衍生的联保互保风险已经从单纯财务层面上升到法庭内外对诚信公正的践踏和蔑视。

    记者看到的数百例银行起诉案件中，债务人拒不出庭的情况极为普遍。温州法院系统在银行债务清收和企业风险化解的两难境地中，曾因坚持「担保有责」的审判基本底线，而被指责是将企业推下「断崖」的「黑手」。某些审判文书显示，互保圈某个债务人出现逾期欠债后，担保人往往编造各种说辞，将责任推定银行违规，解脱担保责任等。比如：某企业法人代表借款不归还，企业其它股东当庭辩解，说合同盖章是法人个人的借贷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其它股东的真实意愿，请法官判银行贷款违规，黑白颠倒的程度令人咋舌。

    银行贷款在道德风险较高的地区，已经异化为没有股权回报的天使投资。

    记者希望在温州市处置办和企业主面访的要求被婉拒，理由是到这里来投诉的企业主总是被银行纠缠得心情不好，这个部门每周要开企业和银行的债务协调会，既要防止企业逃废债，又要防范银行冷不丁抽贷压贷。

    三年时间用应急转贷基金共周转9000多笔累计788亿贷款，受益的企业2000家。为防止僵尸企业浪费贷款资源，处置办的工作细化到要让街道办事处去识别管辖区内企业应否破产，同时发放企业家调查问卷，被投诉抽贷严重的银行，政府和法院会相互配合，在案件受理速度、财政储蓄资源调配上给予银行警示和限制。

    　　健全征信体系 重中之重

    记者采访温州之前，当地政府将20家涉嫌逃废债的企业纳入「约谈名单」，公开曝光了52个失信人名单，当地公安部门开展猎狐行动从境外抓回的经济犯罪嫌疑人22名，两年共抓获近四百名恶意逃废债的逃犯，法院联合机场、高速成功限制108人乘坐飞机，控制5辆汽车，这个数字相对于每年被银行起诉的数千家企业、总计4万个失信人来说，震慑力度仍须大大加强。

    站在金融角度来比较温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其经济外向程度和民间金融发达程度基本相当，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信用环境差别较大，后者归功于深圳人行十年前，即推动深圳市企业信用信息中心和深圳鹏元资信评级公司完成建设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致力于征集司法、税务、私家车保有量、房贷偿还、水电费缴纳等各种违约信息，大大方便了企业与企业之间、银行和企业之间、个人和银行之间的信息查询，降低了违约成本，个人或企业的透明度和诚信意识很好。深圳的高利贷公司生存空间有限，P2P公司兴起后，在深圳能够有效拉低贷款利率至9%~12%区段，个人贷款最低在7厘左右，但是温州的民间综合利率水平很少低过19%。

    温州区域金融改革成功的真正标志，并不是新近开张的民营资本组建的温商银行能够为本地区的企业带来多少流动性或增量贷款，而是何时构建完成有效健全的征信体系，减少道德风险引致的大规模坏账的发生，4万个温州失信人的数字下降到与经济贡献度相匹配的位置，并且民间利率率先回归全中国最低水平，这意味着温州人和温州企业的诚信不再针对熟人小圈子，而是面向全世界所有愿意提供资金的人，那时的温州企业不论是公开发债、发股、或到银行、民间一对一借贷，既不会融资难，也不会融资贵。

    　　民间金融监管存空白

    温州虽小，因为民营之都的独特标签，它的起飞、盘旋、颠簸、失速乃至最后的硬着陆，都会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硬着陆为温州带来一些好处：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比如区域金融综合改革的金字招牌，双层监管体制的摸索尝试，世界级明星城市才能获得的境内外媒体关注度，地方立法权确立、金融司法创新、快速破产机制的有效建立等等。

    自区域金融改革方案出台以来，关于金改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地方和中央都倡导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地方政府和众多放贷人侧重金融普惠，主张消除经营特权，给予小区机构合法吸收存款和放贷的自由。中央政府更看重民间金融野蛮燃烧的根源治理，三十多年来，每一次民间集资的疯狂，总是以毁掉多条人命的残酷方式暂时平息，温州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1800多家放贷机构合法生存，又不致走上杀人放火的歧途？「高利贷公司的老板风控水平不比银行差，更有效率，但是暴力讨债是造成命案的原因之一。」一位曾经给高利贷公司老板开设培训课程的风控专家如此分析。

    民间金融的真实规模高峰时有多少，不同组织给出的数字大相径庭，企业协会认为有8000亿，人民银行测算4700亿，当地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认可1200亿，按照司法系统的测算，则在7000亿规模上下。

    数据混乱折射的是民间金融监管的空白，有业界人士指出，民间金融的规模不需要太大，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和个人愿意加入炒钱游戏，高息回报的星星之火瞬间可成燎原之势，就像原本半杯水量的杯子，一旦快速旋转，漩涡边缘飞溅的水花总会让外界误以为水量充沛，取之不尽，政府之手确定的存款基准利率越低，房地产或股市的预期回报越高，漩涡的推动力就越大。温州的民间利率始终是市场化定价，2011年月息高至九分，恰恰是温州区域风险的历史峰值纪录。

    中国利率市场化有望在2015年变为现实，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先互补、后竞争的格局迟早到来，有香港专家建议应尽快实行存款人分类制度：「国内小贷公司不允许吸收存款，那么少的注册（运营）资本，把钱放出去以后，很多时间没事做，香港的财务公司是可以吸收存款的，但是只能吸收10万或30万、50万现金以上额度的存款，这些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强于一般存户，财务公司提供清晰的风险提示，存款人很清楚高额利息的背后，这些钱本金可能收不回来。」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香港上世纪70年代财务公司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在持牌银行严管的政策环境下，反而能够很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地方事中监管待加强

    目前温州的小型类金融机构有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借贷服务中心、几十家P2P公司，但是由于小型机构庞杂多样，归属不同部门管理，金融办的日常协调难度不小。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和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都曾提到：「有必要探索和建立中央和地方双层监管体系，解决地方民间金融的监管空白带来的问题。」《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实施从立法角度首次厘清双层监管的边界，尽管存在隐私保护和偶然利得纳税的争议，在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又保留民间金融的生存空间。

    温州金融办仿照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建制，目前有70多人的规模，在各区县设置了四百多个资金交易的监测点。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全程跟踪了危机发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与记者沟通互动时，开放度好过当地正规金融监管部门。余谦认为，地方监管部门抽检类金融机构的权限职能应该扩大，他说：「在温州，这些非银公司账户的资金周转金额与速度远远小于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账户活跃程度，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让公安和司法部门介入，往往太迟了，所谓民间金融风险的事中监管就是一句空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有抽查机构法人或紧密股东个人账户资金往来的职能权限，立足防患于未然。」

    2011信用崩塌大地震，造成几十位鲜活生命永离人世，它给这座城市的血淋淋的记忆是永远不可以忘却的。记者漫步在温州漂亮的新区广场时，希望这里未来开设一面永久纪念墙，将历年来因高息借贷而自杀的每个生命步入绝望深渊的故事，永远隽刻展示出来，警醒普通民众和企业主面对之后各种投机浪潮时，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谨慎，多一份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