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装配车间到世界工厂：清华学子为浙商支招

    成为“世界工厂”，将是一场伴随着阵痛的必然转型。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并举，这种世界工厂策略也许更符合中国国情。

    这厢是西班牙烧鞋事件硝烟未尽，中美纺织品谈判已有结果；那厢的数字却显示：“以前一件BOSS的衣服，国外卖120美元，中国制造商只得12美元，而这几年由于中国企业们的争夺，这个数字下降到8.6美元。”曾屡创奇迹的浙商，慨叹“最怕他乡遇故人”，道出了无数中国企业家们的尴尬。

    那么，浙江商人的低成本之路还能走多远？

    带着疑惑，清华EMBA们将课堂搬到浙江，在激辩中为企业指出创新之路。

    我们制造了世界上70%的玩具、60%的自行车、50%的鞋、1/3的箱包、1/2的微波炉、1/3的电视机和空调、1/4的洗衣机和1/5的冰箱。这些数字说明，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商场的货架上，恐怕都不可能找不到中国制造的产品。问题是，中国只创造了很少量的世界财富，这些产品的利润也越来越薄。

    梁小民(清华EMBA教授)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这条路为什么走不下去呢？就是因为这种低工资低收入带来的企业利润空间非常小，甚至只有2%~3%，再这样下去就有赚不到钱的危险。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么个尴尬位置，不转型就活不下去。有政府提出居安思危的思路，其实应该是居危思危。

    方宜兴(东洋之花董事长)从装配车间到世界工厂是一条必然之路。东洋之花从1992年开始进入化妆品市场，当时一起并肩战斗的化妆品企业有几千家，但是经过十几年洗牌，大多数战友都不在了。因为绝大多数化妆品企业都是以代加工，或者通过促销来打市场。他们的产品仍然是以量取胜，质难以提升，缺乏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开发能力，产品附加值低。而价值规律是产品利润的70%来自品牌。现在，这些装配车间的业主——民营企业家只是停留在赶牛的阶段，总是希望在牛身上做文章，让牛少吃点等，这是有限的，总有尽头的时候。

    梁小民东洋之花没有走捷径，但走的是长期成功之路。中国的企业从一开始就走捷径，从简单加工装配到OEM(贴牌生产)，走这条路有稳定的收入，但是这条路只是在初始阶段能挣钱，不拥有品牌你永远是为别人打工，没有品牌就没有核心竞争力。现在我们在很多出口贸易中受限，而有品牌的高质量的东西并不受限制。

    王宇东(南非商万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企业成长都要经历阵痛，我自己从事信息产业很早，也是从个人电脑转到半导体。个人电脑以前能保有20%的利润，现在最多只有6%。台湾地区目前已经走到半导体时代，正慢慢往源头过渡，但这个阵痛就是学习功夫最好的时候，尤其是学习国外一些核心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

    梁小民：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说明中国企业作为装配车间的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了，王总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浙江乃至全国民营企业普遍正在经历的阵痛。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要下很大决心，因为这对国家而言是繁荣兴盛之路，对于企业而言是长久正确之路。

    论坛现场，一段再熟悉不过的《大长今》音乐响起，随后是韩国服装、韩国电子产品的画面一一掠过。韩国产品，从三星的红火，到韩装的盛行，对韩剧的推崇甚至对韩国保健品的热衷，都是韩国文化渗透的结果，在成为世界工厂的道路上，我们要向《大长今》学习些什么？

    邵忠(现代传播总裁)曾经有一位爱尔兰伯爵问过我，说你们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不是指每家都有电视机？说明外国人对中国并不了解，但相比之下我们为什么这么了解外国文化？一个国家强大带来的文化强势，使得在他们产品还没有进来时，文化已经先行进入，所以人们是企盼他们的到来，我觉得这是文化沟通的问题，我们国家还不太注重国家形象的推广，特别是对本国企业文化的推广。所以我的概念不仅是世界工厂的概念，还是世界市场的概念。中国加入WTO后，是弘扬中国文化的最好时机。一个企业乃至国家发展，最后面临的竞争还是文化的竞争。

    王宇东：我们开始做世界工厂甚至开始打自己的品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主动融入当地市场，必须考虑到当地文化，才不会产生温州鞋子在西班牙的遭遇。我们在南非能做到连续14年桌上电脑销售第一，也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当地环境差异和文化融合，比如，我们大量用当地员工，实行本土化管理，甚至将我们的软件加设南非母语，根据当地文化做了一系列改变，使得我们的销售排名在戴尔、惠普之前。

    邵忠：所以不管怎么创新，都是建立在沟通文化上，创新不能离开文化的融合。而在文化融合上，也不是一定要国际化，要失去自我，这是定位问题。香奈儿老总就曾告诉我，其实主流的还是本土的，中国虽然对国际的东西很积极，但是我们依然强调本土国际化，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东西，也赢得了国外人的尊重，没有民族化就没有国际化。

    梁小民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力，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中国人必须了解外国人文化，比如景泰蓝出口伊斯兰，但花纹违反了伊斯兰教义，造成整个销售失败，这就是不了解外国人文化造成的后果，要消除文化隔阂才能走出去；二是外国人到中国来也要进行文化交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什么样子，我想很多企业做合并，成败也在于文化交融，加强中外沟通和文化融合也是我们做世界工厂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CDMA在美国最先兴起，但做得最好的是韩国三星。彩电也是美国发明的，但最顶尖的在日本。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才能从装配车间走到世界工厂，在模仿基础上的再创新，也许是一条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

    方宜兴：东洋之花在众多外资企业竞争中依然能占有一席之地，归根结底是从创新到创造的过程，比如羊初乳作为添加剂的发现—尽管我们是小企业，但这个创造为全世界的化妆品企业做了贡献。如何在全球树立一个中国的品牌，首先是把创新做好，再到创造。

    梁小民创造和创新有两个含义，创造是发明科技上没有的东西，创新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再提高。CDMA是美国创造的，但韩国是模仿基础上的再创新，技术不是它的，但是它进行了改进。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条更加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比如在中国汽车制造业中，我们暂时不太可能造出电力的甚至方轮的车，但是把车的质量造到最好，在细节上突破再创造都同样可以打造出中国产业的优势和地位来。

    如何成为世界工厂？先驱者美、日、韩等国家都是先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起步，然后逐渐淘汰这些行业，转向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也要亦步亦趋吗？美国知名学者奥戴德·申卡尔在《中国的世纪》一书中明确说“NO”，中国要走的将是一条“从袜子到飞行器”的独特之路。

    唐毅(中国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总裁)从装配车间到世界工厂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我们国家缺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在补课。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因为我们发展太快，使我们的资源出现紧缺，这是一个发展速度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保持比较平和的心态。往往是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盲目求发展速度，造成的是一个区域的市场出现失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尽量不要过多插手，要让市场说话，由价格调控。

    傅胜龙(湖南大汉集团总裁)我们国家企业现在缺少一个大市场网络，大商业资本的进入，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容易出现秩序混乱。现在的竞争不是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价格竞争，而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恶性竞争，所以最担心的是在他乡遇故乡人。因此需要成立国内的大商业大集团，由商会出面代表企业谈判。我想温州打火机协会就曾为温州企业争取到有效的利益，中国需要这样的协会到世界上去谈判，我想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制度性因素。

    梁小民：从车间到工厂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这个渐进过程有两点，一点是不可能所有的企业全部转变，而是条件好的先转变，其他的企业跟上；第二是国外好的经验要学习，但要依据中国实际来改变。因为我们人口多，要解决就业问题，所以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放弃，而是仍然要保留，在保留的情况下创新，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联合起来做品牌，怎么把外销渠道打开。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能放弃的，而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并举，这种世界工厂策略更符合中国国情。在走向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从袜子到航天器”的过程。这就是说，我们要保留劳动密集型行业，但重点还是靠技术推动，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劳动密集的优势迟早会失去。只有清醒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才能在世界工厂道路上走好。

    梁小民(清华EMBA教授)

    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力，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中国人必须了解外国人文化二是外国人到中国来也要进行文化交流。很多企业做合并，成败也在于文化交融，加强中外沟通和文化融合也是我们做世界工厂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方宜兴(东洋之花董事长)

    民营企业家只是停留在赶牛的阶段，总是希望在牛身上做文章，让牛少吃点等，这是有限的，总有尽头的时候。作为装配车间的优势还在慢慢丧失，没有品牌就没有可持续的利润。

    王宇东(南非商万宇科技公司执行董事)

    个人电脑以前能保有20%的利润，现在最多只有6%，企业成长都要经历阵痛，阵痛的时候就是我们学习功夫最好的时候，尤其是学习国外一些核心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

    邵忠(现代传播总裁)

    我的概念不仅是世界工厂的概念，还是世界市场的概念。因为中国加入WTO后，更加坚定走国际市场道路的决心，这是弘扬中国文化的最好时机。一个企业乃至国家发展，最后面临的竞争还是文化的竞争。

    傅胜龙(湖南大汉集团总裁)

    我们国家企业现在缺少一个大市场网络，大商业资本的进入，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容易出现秩序混乱。因此需要成立国内的大商业大集团，由商会出面代表企业谈判。我想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制度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