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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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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传统的商学院(Academization of Business Schools)。
随着战后商学院不断扩张以满足对职业经理人的需求,它们的教育方法逐渐变得追求周密细节的研究。在 1959 年,开始了两项对美国商学院的很有影响的研究,这两项研究是由福特基金会(Gordon与Howell 1959)和卡内基公司委托的(Pierson 1959)。这些研究批评美国的大学用过度的职业教育方式进行商学的教育,号召在行为科学、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的“基础学科”的基础上,提高理论标准,加大对通识教育的重视。
此外还提倡专业化(即更加注重复杂的分析技术11)和通用化(即培养能够应对任何实际管理问题的职业经理人)的结合。由于从一开始商学院就一直处于无法得到学术尊敬的尴尬境地,因此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两分研究报告的建议。
他们聘请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方面的专家教员——许多都是没有任何商学背景的。他们修订了课程编排加进了许多基础“理论”的科目,减少了旨在训练学生专业技能的课程。运筹学因为在二战期间在军事应用上取得的成功而忽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在六十年代随着数字计算机的出现而快速发展起来,它很快被吸收到了运作管理中来。职业经理人的概念在美国商学教育中成为了主导性的典范。
商学院的“现代化”并不仅仅是造就了一代长于通识理论而短于专业技能的经理人,还改变了商学院传统的虽小却足以作为最佳工业实践知识库的角色。通过心理学和数学方面的专家对晦涩的学术期刊仔细深入的研究,令人感到不足为奇的是当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生产力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工厂并没有到大学去寻求帮助。
而是学习日本人的榜样(如Schonberger 1982)以及听那些顾问们讲关于工厂实践的趣闻轶事(如 Peters 与 Waterman1982)。这样,在获得了管理的“科学”工具,经过 MBA 训练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职业经理人为了补救他们面临的管理灾难而不得不疲于奔命。各种时髦词语引发的管理潮流,如 Z 理论、目标管理、零基预算法(zero-based budgeting)、分权、质量圈、重组、“卓越”、散步式管理(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矩阵管理、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ng)、价值链分析、一分钟管理、准时制、全质量管理、基于时间的竞争、业务流程再造,诸如此类,一个接一个出现,然后销声匿迹。虽然这些“理论”中确有许多真知灼见,但这这个庞大的数目就足以说明困境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
最大的讽刺是发生在八十年代,许多学生因企业与课堂内容毫不相干而失去了信心,当时学校孤注一掷的为了重新赢得那些学生的信任,许多运作管理的课程竟然也开始教授那些时髦词语。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商学院放弃了自己作为判断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的仲裁者的角色。
他们不再是潮流的开创者,而是沦为了潮流的附庸者。很显然,由于工厂天真的相信那些油腔滑调的时髦理论所提供的方法,而学术界又过分专注于专业内容的研究以及模仿式的教学方式,商学院和企业从 1959 年做出那两份研究报告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分道扬镳了。是时候对它们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评估了。
商学院需要恢复它们在实践方面的基础,以便将它们的工具用于工厂的实际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智力挑战。工厂需要恢复对制造的技术细节重要性的正确认识,并且要培养系统的评价那些管理手段是否有效的能力,而不是摇摆不定的随波逐流。通过纠正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的态度,我们就有能力运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工具和技术,很好的巩固制造业这块 21 世纪美国经济的坚实基础。
来源:《工厂物理学》 作者是(美)霍普 斯皮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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