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物理学：美国的制造业之美国经验

    很自然的，这些选择反映出他们的时代背景。1776 年，反君主制情绪在新旧两个世界同时蔓延，它即将点燃法国大革命。这时候美国选择了民主制度的道路。1776 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1723～1790）在他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the Nation）中预言了旧重商主义制度的结束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开始。在这本书里，他清楚的阐述了劳动分工的益处和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美国人选择了自由市场体系。同样在 1776 年，詹姆斯·瓦特（1736～1819）在英国卖掉了他的第一台蒸汽发动机，第一次工业革命旋即开始。

美国非常欢迎新的工厂系统，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制造方式，并且最终率先在交通和通信方面实现突破，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 1776 年，当时英国普通法是文明世界的标准。美国借鉴传统，借用了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立刻成为了全世界打官司最频繁的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不会胡乱发明新的革命性的概念，而是从旧世界借、甚至偷过来，再将它们适用于新世界。因为新世界的需要不同，或者说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旧世界习惯和传统的束缚，更坦率的说，因为他们天真，所以最后建立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是地地道道美国式的。

美国曾创造了自己，这个不争的事实造就了美国的国民性。与旧世界那些早在建立国家之前就已经具有独立民族精神的国家不同，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由许许多多不具备共同意识的殖民者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美国人积极的寻找一种认同性，这种认同性表现为文化象征。而最有力又最独特的美国文化符号那就是一个独自在边疆寻求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这孕育了 Davy Crockett 和 Mike Fink 狂野的传奇故事，也造就了林肯总统这样的被称为 railsplitter 的民族符号。即使开拓边疆的时代已经远去，拓荒者们的神话却依然存活在关于西部牛仔、牧场主、枪手、矿工的文学作品以及镜头里。

 

    在之后的年代里，拓荒者的神话逐渐演变为创造者的神话，这种趋势根植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和拉尔夫·华度·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的杂文所展现的新教工作伦理的沃土中。这个神话在十九世纪成功的实业家当中造就了一批英雄人物（如，卡内基（Carn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摩根（Morgan）），也为 19 世纪 80 年代那些纯粹追求财富的掠夺者（corporate raiders）提供了文化基础。（16|17）那些用来指代“贪婪的十年”中企业接管游戏的玩家的词语，如枪手（gunslinger）、善意合作者（white knight）、宇宙霸主（masters of the universe）等，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而市场营销和金融在美国的商学院里始终都比运作管理更流行，这也是有其原因的。我们似乎总是觉得在金融和市场营销上可以大显身手，可以开始一场大胆的冒险，或者拿出一项令人激动的新产品；而在运作管理上仿佛就只能在成本上省下几毛钱，也许这是必要的，但却一点也不令人兴奋。关注细节或许是欧洲人和日本人的天性，因为他们那里的资源匮乏长久以来就是生活的现实，而这些在牛仔的土地上自然是不受重视的。

 

    第三种渗透到美国认同性中的文化力量那就是对于科学方法从根本上的信仰。从启蒙运动时期就已开始，而在美国则是以富兰克林（Franklin）的大众科学以及之后的惠特尼（Whitney）、Bell、Eastman和爱迪生（Edison）等人实用主义的发明为标志，美国人一向奉行理性的、还原主义的、解析的科学方法。美国第一个独创的管理体系就是科学管理绝非偶然的是，作为与资本主义最为紧密相联的一个人，亨利·福特继斯密 150 年之后也写了一本书，它的最后第二章的标题是“国家的财富”。世界上 2/3 的律师在美国从业，在这里，对应每 100 个工程师就有 1000 个律师。而另一方面的日本，对应于每 100 个律师有 1000 个工程师。（莱姆 1988，11）（scientific management）。“用数字进行管理”的概念深深扎根于我们偏好于外科学（things scientific）的文化中。

 

    科学家们所钟爱的还原主义方法（reductionist method）就是通过将一个完整的系统分解，化整为零，然后逐个研究各个部分来分析这个系统。这是科学管理最基本的一个信条。科管理就是致力于将工作分解成为一项项特定的任务，通过提高每项具体任务的效率来提高整体的效率。当今的工业工程师和运作管理研究者仍然专注于使用这种方法。这也是科学管理运动的一项产物。

尽管还原主义对于分析复杂系统可能会是一个极其有效的典范——当然西方科学通过这种方法获得了许多次成功，但这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事实上，在工业领域中学术研究和现实实践的差距往往很大，太过于关注独立的组成部分会导致缺乏从全局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

 

    与西方的还原主义相反，遥远的东方社会似乎保持着一种全面的（holistic）或者说系统的（systems）角度。在这种方法中，对于独立的组成部分，往往更多的通过它们和其它子系统的关系来看，并且重视系统的全局目标。这种系统观点无疑影响了日本的准时制造（JIT）系统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四章更深入地讨论。

 

    还原主义与全面观点之间的区别可以从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于制造运作的生产准备时间问题的不同反应而清楚地看出来。准备时间是将一台机器从生产一种产品切换到生产另一种产品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数十年来，美国的工业工程或者运作管理的研究文献中一直把准备时间作为约束，导致了发展出各种复杂数学模型来确定“最优”批量，以平衡切换成本和库存持有成本。这种观点从还原主义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在这种观点下准备时间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子系统来说是给定的。相反，日本人更加全面地看待制造系统，认为准备时间不是给定的，而是可以降低的。不仅如此，从系统观点来看，降低准备成本很显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巧妙地使用制具、夹具和循环外准备，诸如一分钟换模（single minute exchange of die）或者 SMED（Shingo，1985）这样的手法使得一些日本工厂相对于美国工厂而言得以显著的缩短准备时间。（16|17）并且使得日本的汽车工业成为了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典范。这些工厂相对于他们的美国对手而言变得更易于管理，也更有柔性。

 

    当然，日本人的系统同样存在弱点。它的错综复杂的定价和分销系统使得日本的电子产品在纽约比在东京卖得还便宜。竞争被传统的企业网络严格限制了，这个企业网络排斥新的进入者，导致了恶性的投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额利润撞上了被过度高估价值的股票和实际财产。当九十年代泡沫破裂的时候，日本发现自己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加剧了冲击整个环太平洋圈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在许多行业，日本工人仍然是非常高效的，他们的投资回报率很高，而个人负债又很低。这些良好的经济基础很可能使得日本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仍然会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