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时间:2019年12月06日
信息来源:
“被增长”的财富速度:跑不过CPI,也跑不过GDP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GDP在大幅上升,但是居民储蓄的上升却非常缓慢。如果储蓄是一个财富衡量指标的话,那我们这几年的GDP尽管是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的,但却跟我们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老百姓的财富并没有增加多少,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财富的增长速度和我们GDP的增长速度差距越来越大。读者可以问问自己,我对我的收入满意吗?我的收入能够应付我的生活支出吗?大家基本上都会说,收入总是跟不上支出的步伐,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我们的收入既跑不过GDP(见图14),更严重的是我们的收入竟然也跑不过CPI。在相同的起跑线之后,跑得最慢的就是我们的收入了。
图14 中国人年均储蓄和.均GDP增长率的比较图
(图中上面的线条是人均GDP,下面线条是人均储蓄)
茅于轼曾经问过这么一句话:“为什么说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可是我们却是不富裕的?”这是什么原因?包括咱们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首长去非洲考察工作,给非洲的几个国家题词,按照咱们的惯例,领导们题词都会说:“勤劳、勇敢的中非人民友谊长青,友谊万岁!”看到这个,非洲领导人就不干了,他们说,你们中国人勤劳,我们非洲人不勤劳,我们只勇敢。看到没有?非洲人民可不认为你说他们勤劳,是在称赞他们的。
想想看,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又出.“民工荒”,99%的企业缺工人。后来有很多人分析了原因,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因为订单增多了,而是因为工人对工资不满意,工资实在是太低了。近10年,东莞的工资基本上都是770~900元月薪,包吃住,10年都没有怎么变化,但是这10年来的通货膨胀却在大幅度增长,所以我们的农民工越来越穷,我们也就成了全世界收入最低而工作时间最长的民族了。
我们的“农一代”是非常勤劳的,为了770~900块的薪水,他们愿意出来打工,因为在他们的家乡有着嗷嗷待哺的妻儿们,所以他们能够忍受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可我们的“农二代”可不是这样的,他们可不想为这点小钱打工。而且“农一代”还都不舍得让自己的儿女出来打工,太苦太累不说,也挣不了什么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毒瘤,想想看,如果说我们国家薪资上不去的话,储蓄也就上不去,那我们怎么增加消费呢?我们国家目前所推动的任何鼓励消费政策都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老百姓太贫穷了。对于政府来说,必须要先使老百姓富裕,才能够推得动消费。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有这种钱包的危机感,总觉得自己的支出永远要比收入多。在钱包危机感之下,中国“80后”现在面临着这个工资低、物价高的现状,就调侃自己说:“三十难立、四十迷惑、五十听天由命”。我发现中华民族其实是个非常幽默的民族,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还能这样自我解嘲,实在让人感到心疼。
经济学的真相:13个严重的经济学谬误
我们先看一个惯常的错误理解:租金管制可以预防通货膨胀。这一观点可以这么解释:因为租金进入并深深影响着生活费用,租金的增长将迅速导致工会要求一个更高的工资,因此将使当前的生产成本增加,商品现行价格增长。
通常,经济学意义上任何商品的短缺都将引起其价格的上涨。这就迫使公众节省对这一商品的使用,同时使私有企业增加其供给变得有利可图。假如价格急剧上涨的一个后果是使穷人遭受到困难,那么缓解这一困难的一个简洁而又更加公平的方式,就是依赖一般财政收入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而租金管制这一替代政策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影响,房东作为一个阶层,而不是社会整体,却要去对社会上很大比例的房客进行补贴。另外,当租金被广泛认为会有一个急剧的上涨时,租金管制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劳动力的变动,这将阻碍私人企业在工人阶级住房方面的投资,也会使现存受管制房屋的存量急剧下降。
我们没有讨论对穷人实行直接补贴的政策可行性。我的观点是这种直接补贴的方法所产生的成本将远远少于我们所熟知的租金管制体系产生的费用,更为确定的是,它将受到较少的社会抵触,也无需建立处于租金限制法之下僵硬的法律机器。
作为政治问题,大家很可能认为租金限制法律相对来说更容易制定,也更具有吸引力,能够普遍地被大部分选民当作帮助穷人的一种“劫富济贫”的方式来接受。但是当经济学家或者任何科学家根据“政策可行性”去推进或者证明这一政策合理性的时候,结果将是令人郁闷的。学者的工作是为公众指出并尽可能清楚的预见可以被选择的替代性政策的主要影响。如果这一工作被公正的做出来,那么将有效地把更受欢迎的经济结果告知相关公众,而假如有更加温和的措施被提出来用于处理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那么,这种方法的使用将增加更为明智的替代性经济政策最终流行的可能性。
本文摘自[英]E.J.米香(E.J.Mishan)的《经济学的真相:13个严重的经济学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