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经济学到复杂经济学，如何改变商业和社会？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巨大财富文明的创造过程一直闪耀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智慧之光。万物互联时代，传统经济理论到了需要改写的关头。埃里克·拜因霍克的著作恰逢其时，堪称物联网时代的《国富论》。

                                                                                                          ——张瑞敏，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内容简介

《财富的起源》回溯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用动态、主体、互动、涌现和进化5大视角审视当下经济，阐释商业设计、物理技术、社会技术促进财富增长的进化力量，提出应用复杂经济学的 4 大应用领域：战略、组织、金融与公共政策。本书将为你提供一个视角，帮助你了解关于财富的创造、财富的本质等议题。

作者简介

埃里克·拜因霍克，牛津大学新经济思想研究所掌门人，致力于将前沿的跨学科方法应用于解决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创新和增长、经济不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圣塔菲研究所外聘教授，与复杂经济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等合作开展研究；在麦肯锡公司工作了 18 年，担任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合伙人。

书籍摘录

18 公共政策：左右派争论的终结（节选）

罗尔斯的逻辑与政策

面对左、右派这样的分歧，我们该何去何从？右派认为个人责任仍然很重要，而且积极行为通常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文化规范也许可以解释某些行为的遗传性和持久性，但它们在道德层面无法为反社会活动找借口。同样，尽管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可能低于一般水平，但它仍然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尤其是对中产阶级而言。

左派也有一些正确的观点。与生俱来的财富、智慧加上种族确实在解释经济成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每一个单项的贡献都非常微小）。如果加入文化因素，出身好坏这一论点就会变得更有说服力，毕竟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文化当中。

从政策角度看，左派和右派常用的解决方案都不理想。收入再分配并不能解决任何行为问题，不管这些行为源于基因还是文化，而且如果对市场采取完全放任自由的管理方式注定会让许多人一辈子贫穷，所以这种方式似乎并不合适。

米勒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左、右派看待这一问题的思想框架，转而采取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立场。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是随机抽签决定的，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这样的话，不管我们将出生在上东区一个富有的投资银行世家，还是出生在布朗克斯区一个有毒瘾的单身母亲的家庭，我们都会在知道出生地之前就设计好这个制度。

米勒认为，这个思想实验的答案是，我们会设计一个系统，将顶层的机会均等与底层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在一起。首先，我们希望人们有尽可能多的机会走出布朗克斯区，但同时，如果我们运气好，出生在银行世家，也不希望因此受到惩罚。重点在于帮助穷人致富，而不是从经济上惩罚富人。特别是，我们要确保布朗克斯区的学校和银行家的孩子就读的学校一样好。我们还希望确保孩子的人生道路上不存在不公平的障碍，比如种族歧视。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有对底层人的保护。尽管穷人的孩子已经在学校努力上学，但他或她还需要一些给妈妈做治疗用的康复药物，需要有人帮忙做饭、解决住房及医疗问题，以避免陷入绝境。同样，如果出生在银行世家的孩子知道即便家人运气不好导致倾家荡产，他们的生活也能有基本保障，那么他或她也许可以睡得更安稳些。

米勒把他的罗尔斯逻辑转换成了四点具体的政策建议。第一是提供税收补贴，创建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大家能够从提供私人健康计划的保险公司购买医疗保险。第二是大幅度提升教师薪资，实现公共教育质量的提升，尤其是提升针对贫困儿童的教育质量，以换取工会同意实行绩效工资的措施。第三是通过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大交易”来推进教育改革，允许实行教育凭证制度式的竞争使教育支出与财产税脱钩，这就确保了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享受最好的学校教育，并且提高对教育的总体投资。第四是联邦要确保大家的最低生活工资，设置最低收入标准。米勒建议可以挪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推进这些新举措。

米勒的建议也有利于唤起我们的强互惠公平意识。这些举措的实施定会给品行端正、努力工作的人带来回报，懒惰的人除外。那些运气差的人也能因这些建议举措被慷慨相待。政治家们注意到，这种强互惠的呼声使得米勒的建议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改变文化，创造一个“共同层”

尽管米勒的建议有助于排除前进的障碍，保护社会中某些最脆弱的群体，却无法解决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出现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文化与贫困的问题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尤其是当它涉及敏感的种族问题时。 20 世纪 60 年代，被多数人视为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党参议员莫伊尼汉由于讨论贫困文化被左派看成是种族主义者，遭到了猛烈抨击。事实上，讨论贫困文化并不意味着对特定的少数群体的文化进行批判，也并不意味着要让这些少数群体“像白人一样做事”。就像日本人和挪威人所遵从的勤奋工作、合作和创新的准则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一样，这些文化属性本质上也没有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之分。非洲裔美国籍的总裁、高级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及专业人士队伍的不断壮大恰恰证明了这些准则和行为的效力。这些人的子女往往也非常成功，这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种族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一直在变动，而文化和历史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我们在帕特南对意大利北部与南部所做的对比研究中看到了这一点，甚至在只有合作主体与非合作主体组成的简化世界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可以这么说，尽管种族主义对美国社会流动性的阻碍已经减少，但长达 250 年的奴隶制的遗留问题，再加上随后 100 年的种族孤立，还是给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文化留下了烙印。现实问题是，那段历史在文化中创造了怎样的反社会和反经济准则，我们又该如何改变这种准则？这种观点调和了非洲裔美国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中两大对立阵营的关系，即“指责社会”的左派人士和主张“个人责任”的右派人士。大家可以在承认过去犯过错误的同时，期待准则和个人行为所发生的变化能够成为摆脱贫困文化的关键。

这种观点所传递的积极信息是，文化能够而且确实发生了变化，甚至在几代人身上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文化可以以鼓励经济发展又不牺牲其他积极准则的方式进行变革，使其具有独特性。比如，自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班牙和爱尔兰都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变革，经济增长更是破了纪录。但这两个国家都保持了原有的西班牙传统和爱尔兰传统。消除贫困文化需要变革文化准则，但并不要求美国多样的文化实现完全统一。

话虽如此，但是如果有广泛的共同准则，所有社会都会运作得更好。在文化统一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度往往更高，也更容易建立合作。美国和拥有庞大移民社区的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是如何在多种族、多元化的文化社会中建立信任和合作。在理想世界中，大家会对成为美国人、英国人、巴西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达成共识，并被社会广泛接受。这种共识包括支持民主（例如言论自由权、参与政治进程的重要性）和经济成就（努力工作和创新的回报，受教育和自我提高的重要性）的准则。正是同一文化中所达成的共识，让整个民主国家紧密团结，与贫困文化背道而驰。而共识背后是让多元文化社会展现活力的各种准则、传统和信仰。

创建共识是一项跨越政治体系、教育体系和媒体的挑战。但随着太多公民赶不上经济增长、移民人数增加和全球气温上升导致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张，这一挑战变得越发重要。在许多方面，美国都是在创造这种共识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除了历史上美国对美洲土著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排斥之外，它在让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并带来经济增长和机会方面无可匹敌。美国的开国元老们所创建的不仅仅是法律文件，更是体现价值观的文件。这些价值观为美国服务了两个世纪，但在面临社会剧变的某一时期，在美国国内的家庭、学校、宗教场所、媒体和政治机构中传播、更新和强化这些价值观的机制却败落了。

当今世界，振兴和更新文化可能是美国在新的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这又不仅仅是美国面临的挑战，随着 23 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的融入，随着欧盟到底是文化共同体还是政治经济共同体这一答案的确定，欧洲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无疑会带来一场痛苦的文化变革。正如前面所说，倘若没有文化变革，即便得到了援助、有了投资、进行了结构改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还是不会出现经济增长。

同样，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刚好就是左、右派之间存在的分歧。正如莫伊尼汉参议员总结的那样：“保守主义的核心真理是，决定一个社会成功与否的是文化，而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

未来方向

本章中，我对复杂经济学在公共政策等重要问题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抽样研究。不管怎样，复杂经济学都可能会帮助我们加深对其他几个领域的理解。

复杂经济学也许无法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通货膨胀，但正如前面所说，它会让我们对商业周期的动态性有新的认识，从而更有效地管理宏观经济政策。一个长期存在的谜题是，为什么工资水平具有黏性，为什么我们无法通过降低工资来阻止经济衰退？在一个完全理性的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小幅削减员工工资，而不是大规模的裁员来消化经济的衰退。强互惠行为也许可以解释这一难题，因为员工认为降薪是不公平的，而仅凭员工那点可怜的动态直觉也无法意识到经济衰退会导致失业率上升。

环境问题是另一个相关的例子。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大约开始于 1750 年的全球财富激增导致大气中的碳排放量达到了高峰。从长期来看，全球财富快速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让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戏剧性的、脉冲式的改变，而这些都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我们正在盲目地对环境进行试验，试验结果目前还无法得知。由于复杂系统往往具有临界点，而且会经历突然的变化或者崩溃，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试验。据某次大规模调查发现，人类对地球的破坏已经超出了它的再生能力，人类所消耗的资源已经是地球承载能力的 1.2 倍。复杂经济学以自己的方式为此贡献了一分力量，它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经济和环境的共同进化，重新建立了经济学和热力学的联系，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为什么人类对这一全球性问题产生的反馈会如此之慢。

各领域对复杂经济学的研究仍在进行，包括医疗体系改革、竞选筹款改革、国际贸易、取消工业管制等领域的研究。这些领域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需要理解复杂适应系统正在经历的变化。

复杂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领域还是一个非常新的参与者，我在本章中讨论的许多想法也仍处于推测阶段，但新的研究每天都在进行，复杂经济学的研究进展以及大家对它的理解也都在加速当中。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世界上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作为个体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看，她完全错了。数百万人进行的互动，包括做决定、参与强互惠行为、执行文化准则、合作、竞争、过日常生活，创造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新现象，这个现象就像突然出现的漩涡一样真实。社会内部有国家、市场和社区三个概念，这三个要素共同创造了人类生活的经济世界。也许我们无法控制或预测社会的未来走向，但可以努力确保这三者共同发挥作用来创造财富、社会资本和机会。

我认为，复杂经济学超越甚至摒弃了传统的左、右派分类。它不是两极之间模糊的中间地带，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看问题的新维度。我个人的希望是，将经济学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让复杂经济学帮助减少美国政治辩论中某些激烈的党派之争，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党派之争。毕竟，公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为其服务的政策制定者中谁的得分更高或者左、右派之间谁胜出，他们只希望看到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

有两种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市场和科学。在此，我们还应该增加第三种：民主。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政策思想的进化体系。正如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所呼吁的，“请为民主喝彩，这不是因为它承认多样性，而是因为它认可批判主义”。未来几年，复杂经济学将使政治和政策相关的辩论变得更加多元化，最终将由发展而来的进化机制来选择和传播那些最能服务社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