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平是在参加当天由浙商研究会举办的“浙商沙龙”时再次表达自己不满的。在这场主题为“挑战潜规则——从‘狗不理’拍卖个案看‘非公36条’的贯彻落实”的小型研讨会上,他的发问迅速得到了与会浙江本土经济学者和民营企业家的回应。
2月28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举行了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国有产权拍卖会。经过上百个回合的叫价,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1.06亿元竞得狗不理70%的股权,而此前最被看好的浙江同方投资公司仅以100万元之差落败(详见本报3月1日B2版)。对于该结果,一直志在必得的朱志平颇感不满,当时便对天津同仁堂的国企身份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国企改制过程中,与民企一起竞争的仍然是本地国企?”
昨天,在简要回顾了参拍过程和个中关键细节后,朱志平表示,天津同仁堂能够参与狗不理拍卖,是一些或明或暗的“潜规则”使然。他称,“可见中央出台‘非公36条’十分必要及时,而‘非公36条’要完全落实,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朱志平并未拿出这场拍卖有“潜规则”操作的实质性依据。
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吕福新对朱志平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综观狗不理国有产权转让全过程,有两大挑战摆在希望参与国企改制的民企面前:一是政府定位,“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则,拍卖本应由中介机构单独进行操作,政府不应越权”;二是各地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态度和思想观念如何统一。
吕福新称,上述“潜规则”事实上在开放度相对较高的南方省市也依然存在。他所言不虚,浙江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即使在民营经济发展领先的浙江,市场开放还存在“真开放”和“假开放”问题。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教授张维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对于希望抓住“非公36条”机遇的浙江商人来说,应该意识到诸多“潜规则”并不会因“非公36条”颁布而自然消失,“因此,在今后参与国企改制中,民企要将困难考虑得多一些,思维应该处于弹性阶段。”
浙江青年学院副院长王曙光教授则提醒,“非公36条”带来更多的是新规则,“虽然它鼓励民企参与国有企业改制,但只是消除了准入门槛,让民企得到了更公平的待遇,并不能保证民企参与市场竞争的输赢。所以,如何适应新规则才是更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