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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乡镇企业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国内私营经济地位确立，许多乡镇企业转变为私企，乡镇企业总数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国际环境此时也发生剧烈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竞争也更加严峻。随着乡镇经济逐渐衰落，进城务工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在来北京之前，张苹一直生活在株洲市，这座位列中国八大“火车拉来的城市”之一的交通枢纽城市，因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重工业基础雄厚，分布着不少大型国有企业，一直不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地区。1995-2000年之间，大量国企私有制改革，工人纷纷下岗，城市里掀起了一股去广州、深圳打工的热潮，“那时候就是跟着资本走，跟着生存走。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就像羊群跟着草走。”张苹回忆。那个时候，她的父亲因为下岗从城市返回乡村居住，而从小学画的她则选择离开家乡，去艺术气息浓厚的北京寻找机会。


“株洲作为三线城市的中转城市还是比较发达的，很多人都会在本地找工作。家庭条件差一点的成年以后会直接去南方，首选广州或深圳，因为那边钱很好挣，像我这样一个人北上还是很少的。”刚来北京时，张苹先到月坛的人才服务中心找工作。令她惊讶的是，在场的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的学生，像她这样冒冒失失闯到北京的很少。


这种直觉是准确的。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中占比例最高的就是升学。每年通过高考进入大中院校的有七八百万人，超过一半来自农村。特别是在城市化率不到50%的时候，每年至少有500万农村或中小城市人口在向大城市转移。另外，城市近郊农民通过拆迁、购房直接变成市民以及远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人口流动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来自南方的打工者多向广深发展，北方人则向首都聚集。天津籍相声演员郭德纲在描述自己上世纪90年代初3次进京的经历时曾说：“是条好狗都要去北京叫唤叫唤。”即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这样的大型人口迁移，是在中国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1990年，国务院出台规定，按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实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1994年又实行税制改革，明确了土地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在“土地财政”的巨大动力下，中国城市化水平迅速上升。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小城镇和农村发展相比之下黯然失色，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最高，当时曾达到27%，约8100万人；到2010年，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已降到了20.7%，约1.38亿人。全国1.9万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只有7000多人，还不如大城市一个社区的人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