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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东莞在创新驱动领域主要抓了五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政府资金扶持和政策引导。从2011年起，东莞每年安排20亿元、连续

5年投入100亿元实施“科技东莞”工程。同时，调整完善原有政策，形成了新一轮“科技东莞”（1+5+8）政策体系，涵盖了创新平台建设、创新型企业培育、专利促进等方面。

　　二是激发企业发挥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东莞突出企业主体地位，通过财政补助、典型带动、宣传发动等手段，积极引导和大力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决策者、研发技改的投入者、成果应用转化的主导者。目前全市已有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近900家，居全省第3位。许多企业由过去单纯依靠要素驱动转变为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来发展。

　　三是大力引进新型研发机构、省创新团队等创新资源。针对东莞企业众多、市场化程度高、产业配套完善、科研成果转化空间大，但高校科研院所不多、科研基础条件薄弱、创新型人才匮乏的实际，大力招引国内外一流大学的优质科研资源和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大学创新城，引进了北大、清华等24家新型研发机构。同时引进了省创新科研团队22个，总量占全省近1/4，居全省第三位。

　　四是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促进科技金融产业融合。我们改变以往相对简单地由财政直接补贴企业科技项目的做法，更多地采用间接撬动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的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投向科技创新领域，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的扶持。2013年我们联合深创投集团和4家民营企业，共同出资设立了总规模20亿元的产业升级转型及创业投资引导基金。2014年又设立了针对科技银行的信贷风险补偿资金、贷款贴息资金，以及针对创业投资机构的风险补助资金等，推动其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融资。

　　五是积极搭建国际合作周等科技交流合作平台。我们连续10年每年举办中国（东莞）国际科技合作周，加强与国内外科技前沿的交流合作。同时，着力抓好科技引进消化再吸收，与以色列共建水处理产业园，与台湾共建生物技术产业合作基地，与英国探索共建低碳产业园。

　　我想，外界印象和我们实际状况的反差，可以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东莞的新发展新成就还期待大家更多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在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预期效果之间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施展拳脚。未来，东莞将继续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区域自主创新水平，增强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谈人才引进 

　　探索实行企业自评人才入户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东莞近年来在人才引进上的举措和成效，今年有何进一步举措？

　　袁宝成：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怎样的人才资源，决定一个城市的未来。近年来，东莞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举措，引进了一大批人才。目前，全市共有人才128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5.5万人，高级职称者3.6万人，包括中央“千人计划”专家13名、省创新科研团队22个。

　　但是，我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减，东莞早期在“孔雀东南飞”背景下形成的劳动力“洼地”效应已逐渐消退，以前是“找工难”，现在演变成了

“招工难”，而且与周边中心城市相比，东莞无论是在人才总量、高端人才数量，还是城市吸引人才的配套环境上，都存在差距。

　　东莞将把人才引进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放宽人才入户限制，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探索实行企业自评人才入户，完善城市生活配套和公共服务供给，努力营造人才进得来、留得下、用得好的最佳环境。尤其是在“银色人才”方面，一些已退休的专家、学者有时间，工作经验、能力也很丰富，我们计划通过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支持企业把这部分人才吸引过来东莞，让他们充分发挥余热、服务东莞。

谈城市发展

　　要避免掉入城市发展陷阱 

　　记者：您提出了“城市发展陷阱”的概念，您认为东莞走出这一陷阱的标志或者说指标有哪些？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袁宝成：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中等收入陷阱，是说人均生产总值4000美元左右是个坎，在这个阶段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容易集中爆发，一个城市如果不能妥善应对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际上还有种说法，超过10000美元就意味着度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东莞的人均生产总值早已超过了4000美元，2014年突破11000美元，但仍然面临着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双重压力。因此，我将中等收入陷阱引申为城市发展陷阱，即一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发展红利就会逐步消减甚至消失，面临着掉入陷阱的危险，城市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我认为，城市发展陷阱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产业低端化与空心化。东莞早期工业化基础薄弱，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缺乏市场渠道，只能靠大量引入外资，借助国际资本实现快速的工业化。这毫无疑问会带来城市的快速繁荣，但也可能从一开始就埋下产业发展的一系列弊端。一方面，引进的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低；另一方面，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逐利而居的产业资本又会寻求搬迁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伴随梯度转移而来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令人警惕。一座城市不能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更不能让产业、企业成为漂浮的“浮萍”，因为成本一时的变化而随便漂走。

　　二是大量新移民的管理与服务难题。全市原住居民只有180多万，但整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00万，是全国新移民最多的城市之一。这些劳动力与国际资本的结合，使得城市经济迸发出令人惊讶的活力，但也给城市服务与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旦处理不好，就容易产生治安混乱、群体矛盾、贫民窟等问题。

　　三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快速的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在此过程中，东莞与不少城市一样，遇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

　　四是工业化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与破坏。纵观全球发展历史，基本上老的工业城市都经历了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东莞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同样面临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瓶颈等一系列问题。